童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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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右玉，是一个天然风口。风口碰上沙漠，曾让这里寸草不生。数十年来，右玉人民持续接力，让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。

从孩童时期跟着大人们去种树，到现在带着孙子们继续植绿，王明花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。从植绿带头人到致富领头雁，她的经历也是右玉植绿人们不断奋斗的一个缩影。

中午的日头晒得毒辣，70岁的王明花站在黄沙洼的山头。这是她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。

从地图上看，右玉是晋西北门户，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，地势南高北低，是一个天然风口。每年冬春，西北风从杀虎口灌入，沿着吕梁、太行间的通道长驱直下。

风口碰上沙漠，曾让右玉变得寸草不生。数十年来，当地人民持续接力，终于将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。头水泉村的王明花，便是右玉植绿人的一个代表。

“打小就知道种树，种树就有活路，不种树就饥荒了”

从山西太原往北，过了雁门关，便是雁北塞外的天。和“关内”相比，“关外”山脉起伏较缓。王明花坐在十几棵小老杨树下，歇了会儿脚。

这是她17岁那年就“战斗”过的地方。“一把铁锹两只手，干罢春夏干秋冬”，17岁的王明花，因为能吃苦、干活快，被选为右玉头水泉村的妇女主任。“打小就知道种树，种树就有活路，不种树就饥荒了。”她说。

头水泉村名字的由来，是因为村旁的那眼泉曾是救命泉。当年的干旱、风沙，曾让前来考察的国际环境专家得出了“不适宜人类居住”的结论。这个结论，从几个数字就能看出——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右玉境内土地沙化率76%、林木绿化率不足0.3%、每年8级以上大风天长达3个月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右玉被风沙“欺负”成啥样？王明花说：“我9岁上学，春天大风时，出去就和别的同学手挽手，一是因为力量小，怕被刮跑；另一个是因为白天都看不清，怕走丢。”

不仅如此，村里人修房子和别的地方也不一样，“别的地方修房子，一家挨着一家；右玉修房子，每家都要隔一条路，其实就是给沙子修通道。”王明花回忆，“家里修门，门都是往里推，不是往外开的，因为过一晚上，沙子就能把门埋住小一半。”

当地老话说得很形象：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。白天点油灯，黑夜土堵门。”如今的右卫古城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是右玉县城。常年西北风裹挟着风沙，几乎把十多米高的右卫古城墙填平。

县城往北紧挨着的就是“黄沙洼”，那是一片长40里、宽8里的移动沙丘，每年逼进十多米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大狼嘴”。要封住“大狼嘴”，就得在这沙丘里种树。

“一次不行就再种一次，一年不行就来年再种”

“那会儿哪有钱买树苗！”王明花当时正上小学，看着大人们从其他地方的杨树上摘下枝，再移栽过来。“两枝杨树枝搭在一块，让它们‘抱住’，这样不容易被风刮跑。”王明花在树后随手捡了两根树枝，比划起来。当地人把这种小杨树，亲切地称为“小老杨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右玉县组织了数千名群众“会战”，其中包括800名学生。头水泉村就在黄沙洼脚下，王明花跟着大人们扛着锄头上了山。“那会儿啥也不懂，就是帮忙抬水、扛苗。”她说，第一年，他们就种下了9万多棵树苗，可到了第二年春，一场持续多天的8级大风，把这几千人数月的劳动成果连根拔起。

“一次不行就再种一次，一年不行就来年再种。”王明花说话间伴随着爽朗的笑声：“那会儿好像不会觉得累，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。你现在看到的每一棵树，至少都是经过五六次补栽才种成的。”

60年树龄的“小老杨”，有着黝黑的躯干，高达10多米。现在的黄沙洼，已经成为一个青山环抱的公园，还成了实践教育基地。眼前是绿油油的草甸，阳光如沙漏般从连片成荫的“小老杨”树间倾泻下来——只有草甸间偶尔露出的沙粒、集体朝着东南弯腰的“树姿”，和几棵被玻璃罩围着、露出树根的“标本”，诉说着当年在这里种树的艰难。

经过8年“三战黄沙洼”，树的成活率升高了，沙丘的移动速度降下来了，右玉人终于把“大狼嘴”堵上了。其间，他们还摸索出了“穿靴、戴帽、贴封条、扎腰带”的适合半沙化土壤的科学营林方法，至今仍在沿用——所谓“穿靴”，就是在河岸边，营造雁翅形护岸林；“戴帽”，就是在流动的沙丘上网状开沟，秧苗结绳压条固定沙丘；“扎腰带”就是在半坡环造防风林带；“贴封条”就是在侵蚀沟沿和风蚀残堆上不讲规格地密植造林，并且种草，以后再不断补植。